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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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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史民法草案

内容提要: 民法调整对象，就是指民法这一法律部门所要规范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一直是民法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课题，不仅在我国民法学界，在前苏联以及受前苏联影响的其他国家也不例外。民法调整对象之学说在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发展演变有其历史背景，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民法理念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事立法活动波动的影响，民法的调整对象成为民法学界长期讨论和探索的重要课题。[1]在此方面依次出现过“两个一定说”、“三部分关系说”、“商品关系说”、“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大民法说”、“小民法说”以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等等。[2]近来，学术界有些学者[3]又认为，在民法调整对象理论观点方面，中国属于与“前苏联密切联系”之国家，是属于“维持并修正不对称平行线说[4]的国家”之列。其依据的是1986年《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那么，这些观点中哪一种观点最为可取、最适合中国的民事法律运作实际呢？笔者试从新中国历次民法典立法草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规定内容的变迁来研讨这一问题，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一、20世纪50年代立法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
      1。1955年10月5日稿的规定。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制定的第一个民法典草案是1955年10月5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该总则草案的第2条规定：
      本法是调整社会主义组织间，社会主义组织与私营企业、公民间，及私营企业、公民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另有两种意见：
      (1)本条可改为：“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间，及其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2)原条文最后两句可不要，“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可改为“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5]
      这一规定显示了当时中国民法学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主体认识和特征。一方面，这里没有提及婚姻家庭关系，因为婚姻家庭关系已经由195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来调整了。另一方面，该定义甚至也没有提到“人身关系”或“人身非财产关系”，只规定了各种财产关系。同时，该定义虽然讲了各种财产关系，如“社会主义组织间，社会主义组织与私营企业、公民间，及私营企业、公民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但并没有提到商品经济。恰恰相反，该定义倒是突出了计划性，强调了计划经济的重要地位，指出民法对以上各种财产关系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在上述第二种修改意见中，这句话被改为“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其思想并没有什么改变。
      此外，该定义不仅突出了计划经济，也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突出了对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视，试图将民法视为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立法宗旨和精神实际上是对此阶段我们党关于社会矛盾认识成果的法律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包括民法典)。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虽然没有规定人身关系(当然也就不涉及人格和人格权了)，但对民事主体的规定倒是很丰富的，在正式规定中涉及社会主义组织、私营企业和公民三大类，在上述第一种修改意见中，则涉及了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七大类。尽管没有使用“法人”的用语，但假如将公民理解为“自然人”(当然，公民和自然人是不同的)的话，那么，当时这一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几乎包括了民事活动的所有主体。与此同时，该定义的用语，如社会主义组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国民经济、计划、社会生产力、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中国学习前苏联，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试图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现实反映。这一点充分说明，在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上，民法学界是深受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的影响的。
      由上可知，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部民法总则草案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并没有完全接受前苏联式的定义，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国内民法学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本国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2。1955年10月24日稿的规定。与1955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出台时间相隔不远，1955年10月24日，我国立法部门在对此总则草案进行修改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总则篇的名义在很小的范围内予以公布。该“草稿总则篇”规定：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任务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间和它们相互间的财产关系，并且也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保障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
      另一个写法：
      第一条：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会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间及其相互间的财产关系，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1)前述民法总则草案中规定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内容，由第2条被提前至第1条。而原来的第1条，[6]在草稿总则篇中则成为了第2条。(2)在民事主体的规定中，草稿总则篇吸收了总则草案中的第2条修改意见，但增加了“公私合营企业”和“公共组织”，删除了“群众团体”。(3)在立法目的(调整目的)方面，草稿总则篇将总则草案中第1条规定的“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加了进去，同时，新增加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去掉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表述。(4)在所附修改意见中，草稿总则篇明确提出了“法人”的概念：“本法是调整公民、法人间和他们相互间的财产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5)该定义最为重要的是，在民法调整对象中明确规定了同时也“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这样，尽管它有了一个限制词“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因而缩小了人身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就是沿用了前苏联式的不对称平行线说，并且也同样地存在“物”前“人”后的问题，但毕竟和总则草案的定义有了巨大的变化。
      至于为什么在短短1个月都不到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上述变化，而且在前述总则草案的修改意见中也没有人提及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就非常突然地出现了规定“法人”以及增加规定“人身关系”这么大的两个变化，则不得而知，可能要留给中国民法史研究者去进一步考证了。[7]
      3。1956年12月17日和1957年1月15日稿的规定。时隔一年多，在1956年12月17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篇》(第三次草稿)中，其第2条规定如下：
      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间或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
      [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有人认为著作发明权如果包括在民法典中，则本条末应再加上“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从这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前两次草稿相比，有几点发生了变化：(1)将民法调整对象之主体改为“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增加了“集体组织”，去掉了“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这里，原来的“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已经被“企业”吸收了，“合作社”被“集体组织”吸收了，但“公共组织”和“社会团体”则被排除出去。(2)在第二次草稿中，新出现了“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从“〔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部分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指的就是著作发明权。(3)从整体立法精神来看，仍然倾向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仅仅涉及“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间或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与第一次草稿并无太大差别。
      过了一个月，1957年1月15日，民法典起草又完成了第四次草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篇》(第四次草稿)，其第2条规定：
      本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公民间和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该稿将第三次草稿中的“国家”和“机关”合为一体而表述成“国家机关”，去掉了“集体组织”，重新增加了“合作社”和“社会团体”。此外，将原来修改时有人提出的意见明确转变成为条文，即将“与财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重新予以规定，和第二次草稿完全一样了。
      至于为什么这样修改，可能是与当时学术界的认识相关。从1949年至1956年，我国高校中的法律院系基本上没有开设中国民法的课程，而只开设前苏联的民法课，或直接聘请前苏联专家讲授民法课，或由一些中国教师讲授前苏联的民法课，用的教材也都是翻译自前苏联的。1956年以后，我国的一些民法学者在学习前苏联民法的基础上，才开始开设一些中国民法的课程，开始思考一些中国民法的理论问题，包括民法的调整对象等。[8]
      1957年夏天，中国爆发了“反右”运动，在1954年宪法规范下的比较良好的法制建设环境遭到摧残，立法、执法、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项事业都遭受了严重挫折。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被迫中断。
      二、20世纪60年代立法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
      (一)1963年若干初稿和草稿的规定
      1963年，在“反右”运动过去了6年之后，我国的民事立法工作才又得以继续，但此时人们的法治思想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一些正常的法律思维无法得到贯彻，这突出表现在1963年初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初稿)，其中没有明确的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该初稿第1条规定了制定本法的目的，第2条规定了制定本法的依据，第4条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第5条规定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第6条规定了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第7条规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第8条规定了经济活动中必须实行勤俭节约，第9条规定了社会主义企业和经济都必须实行经济核算。
      与民法调整对象有点关系的，可能就是该稿第3条和第10条了。前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是我国一切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这里，出现了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这三种民事法律主体。后者规定：“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相互之间，产品的交换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以上规定一方面没有“公民”、“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概念；另一方面，出现了“个人”、“产品的交换”、“经济活动”以及“等价交换”等用语，确实可以理解为是当时我们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特点的反映。
      在1963年4月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中，上世纪50年代的立法成果得以延续。该草稿第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公民之间以及三者相互之间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各种财产关系。
      本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所有权关系、经济合同关系以及其他民事财产权利和义务关系。
      凡是属于财政、税收、行政管理范围内的财产关系，由其他法规调整，不在本法调整之列。
      这一定义非常有特色，细细推敲后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色：首先，重新恢复了“公民”、“财产关系”等用语。其次，在民事法律主体方面，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一是“集体所有制单位”，没有提“法人”，也不再提“国家机关”、“公共组织”、“社会团体”等概念。最后，对财产关系作了明确界定，即“是指所有权关系、经济合同关系以及其他民事财产权利和义务关系”。其将大陆法系上的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关系都包括进去了，只是没有明确“亲属、继承等关系”而已，而是用了“其他民事财产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一含糊的表述。考虑到这一草稿的起草者署名“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因此，带有一定的学理色彩。
      在对上述草稿进行修改的基础上，我国于1963年6月8日又完成了一个草稿。该草稿明确规定：
      第二条(民法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任务是通过调整单位之间、个人之间以及单位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保证实现国民经济计划，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奋共财产，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秋序，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调整范围)：本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归属所有和财产的流动转移为内容的各种经济关系：(一)财产的所有关系；(二)财产的流转关系，包括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货关系、结算关系、供应关系、买卖关系、基本建设包工关系、运送关系、租赁关系、委托关系、劳动报酬关系、家庭财产关系、损害赔偿关系。
      根据这一草稿，我们可以得知，在民法调整对象方面，我国立法者的认识又有了许多变化。第一，在民法的任务中增加了许多政治的内容，如“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第二，大大扩展了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范围和内涵，将财产的所有关系和流转关系都纳人其中，尤其是将“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贷关系、结算关系”等属于纵向关系的一般由行政法或经济法所调整的关系都纳人其中了。这是至今为止民法草稿所表述的调整财产关系之中范围最大的一个定义。第三，这里也涉及了“家庭关系”，但只是家庭财产关系，没有包括人身关系中的身份关系。因此，这一定义带有了“公私混合法说”的色彩，但并不是“不对称平行线说”、“新平行线说”[9]，也不是“商品经济说”。第四，这一定义也明确提出了“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的口号，这是以前的草稿所没有的。
      从，’(起草)办公室小组讨论民法1963年6月8日草稿第一、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和意见”[10]来看，当时大家对“禁止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尚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想法。而从“民法研究小组1963年6月21日讨论‘民法1963年6月8日草稿’第一、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和意见”[11]来看，学术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尚有不同的意见，但基本上也都是属于形式上的。比如，有学者提出，该定义中用“经济关系”不太恰当，因为经济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我国民法调整的范围是“财产的所有关系和流转关系”，而不是整个基础的关系，所以，“经济关系”改为“财产关系”或“经济生活”似乎更为确切。[12]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学者进一步提出的修改建议为，应将财产的“流转”改为“交换”或“分配”；财产的流转关系，不能概括劳动报酬关系和家庭财产关系，等等。[13]
      由上可知，1963年6月8日民法草稿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提法，基本上是得到起草办公室成员以及学术界的一致赞成的。
      1963年7月9日，起草小组在对草稿进行修改后，拿出了新的草稿。该草稿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也有一点特色。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任务是通过调整单位之间、单位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
      第三条：本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所有和流转为内容的下列经济关系：
      (1)财产的所有关系，包括国家财产的所有关系，集体财产的所有关系，个人财产的所有关系。
      (2)财产的流转关系，主要包括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货关系、结算关系、物资调拨供应关系、农副产品收购关系、货物运输关系、仓储保管关系、基本建设包工关系、劳动报酬关系、买卖关系、租赁关系、借货关系、信托服务关系、家庭财产关系、损害赔偿关系。
      此定义与1963年6月8日“民法草稿”中的提法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坚持了民法调整的是经济关系以及财产的所有和流转关系这一立场。同时，在财产的流转关系中，增加了“农副产品收购关系”、“仓储保管关系”，将“委托关系”改为“信托服务关系”。
      1963年7月9日民法草稿完成后，在小范围内向中央和地方的有关政法部门、财经部门共计83个单位征求意见。关于民法调整对象方面，征求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第一，草稿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所提到的财产关系，有些是属于由财政法、行政法调整的，故应有限制。第二，同意不使用“法人”这个名词，但在对外条约如《中朝通商航海条约》等中，是有“法人”名词的，是否要考虑与民法典一致。第三，民法调整对象中使用经济关系不妥，应改为财产关系。同时，也应该将婚姻家庭关系纳人调整范围，即民法调整对象应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四，在民法调整对象中，应加上承揽关系、代理关系、继承关系、赠与关系、典当关系、保险关系等。在这些意见中，最重要的当属提出了民法调整对象必须包括两类关系，即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二)1964年7月1日和11月1日稿的规定
      1964年7月1日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在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上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该试拟稿第2条规定：
      本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它的任务是通过调整单位之间、单位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
      第13条规定：
      参与本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一)行使国家财政、经济管理权力的国家机关；(二)实行单独预算、独立核算或者其他能对外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工商企业、个体工商业者和社会组织，只有在登记以后才可以参与经济关系。
      该试拟稿一方面仍然坚持了民法调整的对象是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在法律主体方面新规定了“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并且还规定了“个体工商业者”。此外，民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包括横向、纵向的经济关系，反映了公私法的混合色彩。